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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與中華民族精神

時間:2011-03-19 19:08來源:中國弟子規網 作者:弟子規 點擊:
摘要: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含是指一定民族的民族意識和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以這樣的概念來思考中華民族精神,其包含的核心內容是:第一、炎黃子孫的強烈民族認同感和團結

       摘要: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含是指一定民族的民族意識和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以這樣的概念來思考中華民族精神,其包含的核心內容是:第一、炎黃子孫的強烈民族認同感和團結統一的民族歸屬意識。第二、愛國報國的國家意識。第三、天下為公的整體精神和責任意識。第四、愛好和平的和平主義。民族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母體和源泉。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脈和風骨,集中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內核與精華。孝在中華文化中是一個原發性、綜合性的核心觀念,孝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源頭和出發點。因此,孝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淵藪。第一、孝是民族認同、民族團結、民族振興的精神基礎,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第二,孝是愛國報國心的根源。第三、孝是天下為公的社會責任意識的源頭。第四、孝是和平主義的淵泉。



    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將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項任務提出后,民族精神成了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本文擬從孝這個中華文化的原發性、綜合性的觀念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所發生的影響的角度談談自己的一些認識。什么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含和精神實質是什么?孝為什么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淵泉?這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一

    什么是民族精神?王希恩在“關于民族精神的幾點分析”[i]一文中對“民族精神”的含義所做的分析我認為是比較全面的。該文認為民族精神是個現代話語,盡管會有相近意義的表達,可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是找不到這個詞的。如同民族概念是近代傳入中國的一樣,中國人談民族精神也始于近代,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局勢的巨變和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情況,中國共產黨人在大力提倡愛國主義的同時,也將弘揚民族精神提高到日益重要的地位。


    民族精神的基點是民族。民族,可以指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類群體,也可以指一國之內的全體人民。于是,民族精神可以指某一具體民族的精神,也可以指一個國家人民的精神,而在當代世界,人們所普遍提倡的,也是我們一般所指的是國家層面上的民族精神。我們不反對培養和弘揚具體民族的精神,但在世界還是以國家為基本利益單元,民族利益最終還需要國家維護和代表的時代,國家層面上的民族精神是更需要人們首先提倡的。因此,我們今天所說的民族精神是指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的群體精神。


    民族精神雖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分析起來還是由一些較具體的內容所構成,大致包含以下四種涵義。旺盛的民族活力:民族精神首先是一種精神狀態,體現著民族的生機和活力;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民族精神是一個僅僅容納正面涵義的概念。而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就是決定民族精神正面意義的要素。民族要生存、要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精神信仰、道德要求和發展目標,一個沒有精神信仰、道德要求和社會信念支撐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瀕于死亡的民族。因此,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是衡量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尺碼。健康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基體是民族,因此民族精神離不開民族意識的支撐。民族意識實際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民族認同,二是民族成員對民族利益和尊嚴的自覺感知。民族意識的一般表現是:具有明確的對“我族”與“他族”的感知,感情上有著對本民族事務的自覺關注和參與意識,在事關本民族利益和尊嚴的問題上有著無條件維護的沖動。在此意義上,民族意識是民族精神的基礎。個性鮮明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體現著一種人類文明的共性,但也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否則那就不是“民族”精神了。


    民族精神的這四個構成要素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民族意識和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而旺盛的民族活力和個性鮮明的民族性格只是民族精神在群體精神面貌和群體人格上的凝結和體現。民族認同感和民族責任感是民族精神的基礎,也是各種民族精神都具有的普遍的精神內含。而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是一個民族特有的精神氣質。本文主要是在民族意識和民族積極的價值取向和社會信念的意義上使用民族精神這個概念。


    民族精神是時代精神與傳統精神的有機統一。時代精神賦予民族精神發展的活力和動力,提供了民族精神的現實形態;傳統精神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縱深規定著民族精神的現實形態。傳統精神是一種歷史的民族精神,它匯集了民族過去的歷史、文化、意識的精華,構成了民族精神的主體。傳統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穩定的、連貫的東西,是民族精神的深層依據。正是這一深層依據使得一民族精神不同于另一民族精神,使得各民族精神保持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民族精神具有時代性。民族精神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隨著時代的變化、隨著民族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能夠始終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民族事業進步的作用。時代精神適應于現在時態的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要求,是時代文明內在、深層的精髓與內核,是在一個時代起主導作用的精湛思想、最高指導原則。民族精神不是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簡單相加、拼貼,而是二者相互磨合、整合的產物。因此,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須在傳統精神與時代精神的最佳契合點上進行。
 

    二


    從以這樣的概念前提來思考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其包含的核心內容是什么?學者們有不同的概括。如張岱年先生就曾把“厚德載物,自強不息”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強調指出,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生命機體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生生不息、不斷發展壯大的精神動力,也是中國人民在未來的歲月里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強大精神動力。還有各種不同的表述,這里不一一列舉。那么,以筆者淺薄的見解,我認為其核心內含似應包含如下幾方面:


    一、炎黃子孫的強烈民族認同感和團結統一的民族歸屬意識。


    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民族精神包容于民族意識之中,并在諸多層次的民族意識中處于最高層次和核心位置。它一方面具有民族意識所具有的民族識別和認同功能,從而成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民族精神又集中反映了一個民族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是該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思想核心,是剔除了民族意識中的消極成分的最優秀與最有價值的“精氣神”。因此,民族精神的高揚有力地促進和帶動著民族意識的強化和提升。同時,民族意識的自覺和清醒又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缺乏民族意識的覺醒就談不上對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如民族生存的意識會喚起人們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民族發展的意識會喚起人們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縱覽中外歷史,此類史例不勝枚舉。“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將沉睡多年的東方巨龍從迷夢中喚醒,使它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走上了民族自救與復興的道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激昂的歌聲幾乎伴隨著整個20世紀的中國,它穿透了每個中國人的靈魂,喚醒了蟄伏在中國人心底的民族之魂。


    因此,我認為中華民族精神首先就表現為炎黃子孫的強烈民族認同感和團結統一的民族歸屬意識。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但我們都認同我們是“龍的傳人”,是炎黃子孫,同種同族,團結統一,共同發展始終是民族精神的主流。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出現過相當長的大統一時期,也有不短的時期處于地方政權割據分裂狀態。分裂給各族人民的經濟發展造成很大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大災難。因此,追求團結統一和共同發展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孔孟大一統思想,這種思想以華夏的統一為核心。到十六國南北朝時,少數民族的一些統治者,也提出過統一的思想,并為實現統一進行了不懈努力。此后,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分裂時期,不管其動因是什么,許多民族的統治者都以統一中華為己任,以建立統一的中華政權為最大的光榮。眾所周知,除了漢族建立過統一的中華政權外,蒙古族、滿族等少數民族也建立過長時期統一的政權。以中華統一為正常,以分裂為異常,已成為各民族的共識,這種共識為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愛國報國的國家意識: 正如前述,民族精神雖然也包含各具體民族的精神,但這種民族精神也首先表現為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這種精神往往集中體現于追求和維護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為目的。因此,中華民族精神表現為各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國各民族都無限熱愛自己的家園,向往與自己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原地區。歷史上,各民族所反映出的對中原地區的向心力,經過各族人民長期對中原地區以及廣大邊疆地區的共同開發、建設和保衛,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撐下,我國歷史上雖然有多次分裂,但統一始終是主流。特別是在近代歷史上,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挑唆、物資利誘、武力威脅,但各民族人民始終堅守邊疆,最終粉碎了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無數次陰謀,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在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愛國主義精神是我國各民族深入人心的民族意識,是各民族共同建立和保衛祖國的強大動力。


    三、天下為公的整體精神和責任意識。從《詩經》提出的“夙夜在公”,孔子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墨子、董仲舒的“興天下利,除天下害”,直到李覯的“以天下為務”,都是在不斷地強調著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的整體精神。即使宋明理學,在剔除其為封建國家服務的消極一面之后,也可看出其中滲透著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的公利,而應犧牲個人私欲、私利的強烈要求。正是這些思想和原則千百年來一直影響和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為國家、為民族、為整體勇于獻身的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的詩句,無不是這種精神的充分而強烈的體現


    四、愛好和平的和平主義。愛好和平的和平主義,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長期以來的一種民族精神,而且體現為一種國民性。這種愛好和平,不僅體現在中華民族關系大家庭的各兄弟民族關系中,也體現在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政治關系中。這種民族精神長期得以流傳,至今仍然成為我們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準則。強調民族團結必然帶來民族之間的和平主義。中華民族歷來十分珍視民族團結,相互尊重各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而且主張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并與之和睦相處。早在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反映了中華先民希望天下太平、同其他民族友好相處的愿望,表現出天下一家、與人為善的博大情懷。這種追求和平的風范,表明了中華民族對民族、國家利益的獨特態度,即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的獲得和維護只能建立在各兄弟民族之間的攜手共進和各民族之間和睦相處的基礎上,主張以道德為教化之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園為前提,并在此基礎上感化其他民族和國家,以達到“協和萬邦”。這種態度使中華民族大家庭里各兄弟民族始終保持著持久的親和力、感召力。維護和平、反對戰爭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早在前秦時期墨家就明確提出非戰非攻的思想,儒家也強調信義和平的價值。我們的人民酷愛和平而反對戰爭,我們今天仍然為世界的和平發展而孜孜以求。


    中華民族精神還包括很豐富的內含,如厚德載物的重德精神,自強不息的拚博精神,勤勞勇敢的國民美德、重義輕利的價值等等,但在我看來,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民族的群體性的民族意識和價值取向其核心內含主要體現為上述四個方面。


    三


    民族精神是體現在該民族成員身上的一種主體精神,它是民族文化長期涵育的結果。因此可以說民族文化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母體和源泉。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母體中升騰而出的最具象征意義的精神之光。一個民族的精神的形成與該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社會歷史背景、物質和制度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但對民族精神發生直接影響的則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陶冶和鑄就著民族的心理和靈魂,從而承載和決定了其民族精神的底蘊;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脈和風骨,集中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內核與精華。


    根據筆者的研究,孝在中華文化中是一個原性性、綜合性的核心觀念,孝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色,中國文化以儒學為核心,儒學以仁學為核心,而孝又為仁之根本,孝體現了儒學親親、尊尊、長長的基本精神,孝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孝是縱貫天地人;祖先、父輩、己身、子孫;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縱向鏈條,也是中國一切人際與社會關系得以形成的的精神基礎,對中國之宗教、哲學、倫理、政治、法律、教化、民眾生活方式、藝術、民俗及國民性均有重要影響,因而是中國文化邏輯之網上的紐結,孝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源頭和出發點。據此,筆者認為孝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淵藪。


    一、孝是民族認同、民族團結、民族振興的精神基礎,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孝,最初的含義并不僅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善事父母”的子德,而首先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基礎上的“尊祖敬宗”的宗族道德,體現著一種返本報初的道德精神和“繼志述事”的歷史責任感。我們常常說對民族要行其大孝,那么,孝與民族之間的聯系是怎樣的?潘光旦先生1939年曾寫過《論‘對民族行其大孝’》一文,揭示了兩者的聯系。他認為,從孝的基本精神中是可以衍伸出對民族的大孝,即為民族興旺發展經濟,創造文化,為民族尊嚴而死,為民族延續而生,促進民族進步和興旺。


    潘先生還認為“血統與道統是我們民族文化里最基本的兩個觀念”,而孝意識之所以是中華民族一般形態的凝聚力的核心,是由于一個民族的生存、繁衍和發展的潛在根系都是以血統為脈絡,大宗小支分流下去的。那各宗各派各群人之間,貫穿通達人性人情的潛動力是孝意識。一個民族的今人與古人、領袖與民眾、此處人與彼處人、本土人與僑外人之間,貫穿通達思想文化的潛動力還是孝意識。


    如果每下一代人都對他上一代的父母施行孝道,甚至追蹤紀念,那么,人們腦子里對祖先這一概念不僅不致遺忘或模糊,反而因了這由“孝”而起的情感的濃厚而使之深刻化。人們對于祖先概念深刻化,也就對血統的概念深刻化,血統關系就可以維系于永遠。一如周人就明白孝意識對于族人的凝聚功用。最為典型的人物是輔佐周成王的攝政者、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最善于用追蹤命根祭祖追孝的方法來統順族人和撫順四方,因為他明白:祭祖追孝一可張揚孝道,和頤天下民風;二可重述祖德,感天下臣民,同心相輔,紹興其祖業,穩定其統治。


    古來認為,人生不知父祖,此乃最大糊涂。美國耶魯大學的著名華裔教授趙浩生先生祖籍中國河南,無論到哪里都莊重地宣稱:“我是中國人!”1979年在人民日報社講學,一開場便說:“我是解放前出國的,到現在雖然整整喝了三十一年的洋水,但是從出生到出國,我是吸取母親和祖國文化的乳汁長大的。我的身體里流著的是中國人的血。血濃于水,還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在海外異域的中華兒女如此“念祖”“思根”,這自在情理之中。赤子之心,孝子之情。港、澳、臺同胞來內地尋親祭祖,僑居世界各地的華裔,不遠萬里,奔歸祖國尋根,正是執著于命根之求的表現。有的為這“根”覓了幾十年,尋了好多代,孜孜以求,從不懈怠。有的因種種原因不得歸達祖國而飲恨終身、死不瞑目。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炎黃子孫,紛紛來黃帝陵拜祭,雖年年歲歲人不同,但歲歲年年心相似,那就是追孝敬祖,因為黃帝是大中華民族共同的元祖。


    人們常言的天下華人皆同胞,血緣親情深似海,這種孝意識的潛在作用是無窮大的,也是無窮遠的。古來中國人視報效祖國如同追孝先祖,是人世最大的孝義,最隆重的德行,也具最崇高的價值。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孝是聯結世界五千萬華僑的心脈。認祖歸宗,落葉歸根,是中國人對自己的終極關懷,是其歸依感的落腳之處。這是中國孝道文化產生的一種特殊感情。


    實際上,在歷史上,孝意識就曾經成為民族團結與融合的精神基礎。在中國歷史上血緣是解決民族矛盾,加速民族融合的手段。例如,夏、商、周三代變更,并沒有引起民族間的仇殺,這是因為傳說中的夏族、商族、周族出于同一祖先黃帝,同祖同宗,消除了民族融合的障礙。血緣成為民族粘合劑。不少封建統治者都在削弱異性勢力的同時大封同性王,并用聯姻方式結成血緣關系,達到統一。和親嫁女,也是血緣統一的方式。甚至一些異性,異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也偽造歷史,宣稱自己是黃帝之后。長期的歷史積淀,中華民族便都成了炎黃子孫,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對祖先的孝,而炎黃子孫又在東亞的土地上開創了自己的華夏文化,對這塊土地、人民和文化傳統的由衷的愛,又是愛國心的基礎。興族總是與愛國相聯系的。


    二,孝是愛國報國心的根源。       


    孝是愛國心的根源。中國人的愛國心不僅包含著對故鄉土地的情感,而且包含著對祖先的崇拜。中國人不管走到世界哪里,都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愛國也就是愛祖,這也是家國同構的血緣文化的主要特色。在中國,愛國心與孝聯在一起或者說孝是愛國心的根源。


    祖,作為人際關系的一種稱謂,唐代著名學者孔穎達疏《詩經·大雅·生民》序時說:“祖者,始也,己所以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


    國,作為一種政治區劃名稱,現代是為國家之稱,在古代則含義不同。以周朝為例,周天子統治的大疆域稱為“天下”(或作“四海”),而侯王的封地稱“國”,卿大夫的封地稱“家”。后來用國家為“天下”、“國”的統稱與通稱。


    那么“祖”與“國”又如何聯系到一起的呢?我們以為這是從“祖”興思,由孝發脈的。“祖國”是從“祖籍”——祖先居住占籍生存養息的方域中演變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祖國”原本相對于身在異域的后代子孫而稱其先祖所籍之國的。未有離開祖籍的人稱自己的國家為“祖國”,這更帶有念祖與愛國的感情色彩。


    愛國即熱愛祖國,緣親祖而愛國。古人早有這樣的推理論述。《禮記·大傅》:“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我們知道,“社稷”舊時用作國家的代稱。“重社稷”也就是重視國家、熱愛國家的意思。愛國思想是親親感情的連鎖效應,愛國主義是孝意識的演延結果。


    我們說祖國緣祖而稱,愛國是孝意識的演延結果,其又一佐證是古來還有“父母國”、“父母之邦”的說法。《孟子·萬章》:“(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唐)閻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詩云:“回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關于“父母之邦”的叫法,古者常見,今者常聞。《論語·微子》:“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唐)韓愈《后廿九日復上書》:“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邦國如是,奚能淹留?吾見放于父母之邦矣!”我們認為,“父母國”、“父母之邦”,即言父母所在方域、所在之國,也就是指自己所“根”之國,猶如“祖國”。


    人非草木,亦非禽獸,怎能忘卻“命根”呢?子女的“命根”是父母,父親的“命根”是祖父母,祖父親的“命根”是曾祖父母......最后,直追到中華民族之元祖——黃帝。而公孫軒轅氏是古今中國人的始祖,是居住在中國本土大陸上的所有的中國人的“命根”,也是海外異域的中華兒女的共同的“命根”。所以,寄居海外的中華兒女“念祖”、“思根”心切,不遠千里萬里回祖國探視親人、掃祭祖墓、瞻仰黃帝陵。這是在情理之中的。寄居海外的中華兒女,有的是父輩就離開本土的,有的是祖輩就飄泊出海的,有的甚至在本土大陸上連“五服之親”都沒有了。然而,他們念念不忘祖國,為祖國獨立、統一、領土完整和建設事業貢獻智慧和財物。這是什么力量?這是何種情感?用現代的話說,是愛國精神,用孝學術語解釋,這是赤子對祖國母親的“孝養”,是賢孫對先祖的“追孝”。


    三、孝是天下為公的社會責任意識的源頭。


    “立身”之孝引發憂世的情懷,報親揚名之孝是孝子忠君愛國的動力。“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經·開宗明義》)。身立然后方可言孝,而古代世界的“立身”,不外乎“立德、立言、立功”。這三者之間固有區別,但總體上來看,都已不再是局限于家庭內侍候父母的范圍,而是一種社會的事業。眾所周知,儒家對“立身”最為關注,宏道求道,成仁取義,以天下為己任,以兼濟為目標,這是儒家始終不移的修身追求;而且儒家修身的目的也正在于治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大學》)。在此意義上,立身之孝就必然會導致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國事關懷。


    親親之孝也是其憂國愛民、慷慨赴國難的重要精神力量。孝講敬順,強調對父母的尊從,因而父母的教誨,在古代社會其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其影響則是終身的。岳飛母親為勉兒子英勇抗金,在岳飛背上刺下“精忠報國”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感人至深。立身的重要內容和途徑,光宗耀祖、以顯父母的方式也只能是建功立業,實現“三不朽”的人生理想。對國家、民族的責任與奉獻的動力原出于對父母與家族的責任。


    古人立身行事,其促動原因當然是復雜的,其間既有各種偶然因素,也有現實功名利祿的引誘。不過,親親之教誨,自有種巨大的心靈震撼力。而善事父母之孝思,也實際上成為古代士人奮發進取的強大精神動力。其顯著的例子如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因為李陵辯護,慘遭宮刑;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歷史環境下,司馬遷所受的打擊無疑是極為沉重的,“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而宮刑之禍即意味著兩次受辱。于此,司馬遷刻骨銘心,“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而在此情況下,他之所以隱忍茍活,正為了了卻父母的宿愿,完成尚未完成的《史記》。拿他自己的話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報任安書》)。


    儒家所鼓吹的孝,其要義在于使父母安康快樂,為此子女的行為必須符合社會規范,其行為受到社會贊譽,方才會使父母在心理上感到極大安慰。此誠如《孝經·開宗明義》所說:“揚名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為此“揚名后世”,就必須兢兢業業,克己復禮,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孝的悅親含義,使得親親轉化為社會盡責,孝成為“大公”的原始動力。此又誠如《呂氏春秋》所論:“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孝行》)。經此轉換,孝顯然已超越了其固有的血緣圈子,是有益于社會為其旨歸了。


    四、孝是和平主義的淵泉


    孝的倫理精神實質在筆者看來主要體現為愛與敬,愛的精神升華出了對他人、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而敬與順的倫理精神則培育出中國人追求和諧守禮溫順的價值原則。追求淡泊寧靜、心身和諧,追求家庭和諧,追求人際和諧,家國和諧,這始終是中國人的內在心理需求和人生實踐,如果把這種追求推廣至與異族他國的關系上則體現為和平主義。


    臺灣學者楊懋春認為,愛好和平的國民性格也是由家族主義中產生的。他說:“我們第一個與家族主義有密切關系,互為因果的國民性格是愛好和平。”[ii]不僅要家庭和睦,人際和睦,更要和協萬邦,天下一家,由愛親敬親,仁愛天下情懷自然生出反對沖突,反對戰爭的和平主義。無可否認,中國乃一愛好和平的民族。《尚書·堯典》說要“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民間的俗語說:“家和萬事興。”又說:“和氣致祥。”凡此種種,皆表示中國人之愛慕和平的特性。孫中山、林語堂都認為愛好和平、和平主義是中國國民性的主要特征。孫中山先生在其《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指出:“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現在世界中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亡人的國家。”林語堂先生認為這種和平主義與豁達大度,是老成溫厚文化的標志,這是當代歐洲人所缺乏的,這種和平主義,來自于中國人對現世幸福的珍視,對人類生活的高度理解上,也得益于中國人寬容這一偉大品質[iii]。意大利人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歷來沒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們滿足于自己己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iv]中國思想自古重視和平,厭惡武力侵伐。中國人對于異族歷來亦時常采取和平的手段,以自己的文化、德化、和親等手段去同化他們。儒家最重視 “和”的原則,崇尚德化,排斥武力,贊成王道而反對霸道。道家崇尚自然,排斥人力,提倡和平更比儒家來的徹底。此外墨家亦倡兼愛非攻,主張博愛同情,反對暴力征服。這一切共同哺育了和平主義的國民性格。


    總之,孝意識作為中國文化觀念的源頭和根本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淵泉,我們應予以足夠重視,這對于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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